齐白石“吾奴视一人”小考——兼论齐白石与张大千关系

鉴于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艺术史的错综复杂,很多事件无法考释复原全貌,艺术史的写作呈现出多种形式,或局部重读,或并列陈述,或排比图像,以此实现个人观点的表达。本文通过梳理历史进程中事件的发生时序和时人的多样陈述来展现齐白石与张大千的交往,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种全新视角,让大众更好地理解齐白石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齐白石和张大千关系给予重新认识。

齐白石的印章“吾奴视一人”(图1)曾收录于《齐白石全集·第八卷:篆刻》。[1]罗随祖(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该卷主编)专门提及了这方印章。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齐白石成熟期的篆刻作品,主要集中在七八十岁这一阶段……而闲文印中如“无君子不养小人”……以至“诗字刻画四无成”“吾奴视一人”……都是他创立自家面目,篆刻渐次达到顶峰很具代表性的作品。这时的齐白石不但完全摆脱了临仿,而且融会贯通,篆法变得多样,能将周秦、六朝书体借入印中。[2]

该书中并未提供印章边款内容及治印年代,根据以上序言推测,此印章创作年代应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笔者到目前并未发现此印出现于齐白石的作品中,但多处文字材料对此有所记载。

查询资料发现,此印章相关情况较早出现在王森然为齐白石所写的传记文章《乙亥记三百石印富翁》中。文中记载:“乙亥(1935年)多患,春齐先生携室人宝珠还湘。…… 先生治印‘奴视一人’,傅增湘、周养庵邀余调解张大千、徐燕孙恩怨,醉翁之意在约白石先生,余请先生反得先生画《拜石图》相赠……”[3]王森然的文章作于“乙亥(1935年) 十二月二十日”,是对当年的事情进行的记录,此条信息提供了印章创作的具体年份为1935年。

1957年齐白石逝世,王森然撰写纪念文章《回忆齐白石先生》,又一次提到了这方印章。他写张大千、徐燕孙之争引起京城画界两年风波:

白石老人并未参与,一笑而置之,未料,张大千制印“奴视一切”以目空京华,便有白石老人变更其印文一字,刻“奴视一人”之发生。先有王梦白骂座,又有徐操持笔,后有江庸、梁柱二位大律师之出庭,均无以应于,二氏之狂妄匿音于白石老人一方印章,张乃同意梁柱、傅增湘、周养庵之调解,于致美斋聚餐,白石老人不参加,仍持“奴视”之故耶。[4]

王森然文中说“便有白石老人变更其印文一字,刻‘奴视一人’之发生”。整理白石所有印章,目之所及,只有此一方“吾奴视一人”。王森然文中明确说明齐白石所刻“吾奴视一人”是因为张大千制印“奴视一切”,并且齐白石不去参加张大千与徐燕孙和解的致美斋聚餐,也是“持奴视之故也”。王森然此番观点被广泛引用,查询现有写齐白石与张大千关系的文章,这方印章成为说明齐对张抱有成见,齐张不和常用的佐证。笔者认为并非如此。

事情的起因围绕张大千“奴视一切”问题。此说法也被后世演变成各种版本,讲清楚这件事情对于齐白石的人生态度和理清他与张大千的关系均有一定的意义。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画界人才荟萃,其中尤以周肇祥领导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和金城创立的“湖社画会”为最大。此外还有“松风画会”发起人傅雪斋,以及叶恭绰、陈半丁、汪慎生、吴镜汀、徐燕孙、溥心畲等,他们都是北派画家的组成部分。1935年,齐白石已定居京城近20年,从不被认可到逐渐融入北平画坛,已在北平站稳脚跟。他因年龄偏大,深居简出,在北平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辈。张大千自1919年前后拜曾熙为师正式出道,长期定居上海和苏州,属南派画家中的后起之秀。从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张大千开始在北平活跃,以期打开北方市场。在张大千开拓北平市场的路上,于非闇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于非闇负责报纸文艺板块工作,深谙媒体宣传之道。他毫不吝啬地对张大千的为人及艺术进行赞誉,时时表现出对张大千的激赏与崇拜之情,而几乎不在意语言过火程度,甚至,一度以挑起话题制造效应为目的。也正因为此,张大千一度成为当时画坛高调、狂妄的独特存在。

自1933年开始,北平各大小报纸密集刊登张大千绘画作品及相关展览情况,于非闇更是时常在自己负责的《北晨画刊》宣传张大千及其艺术。翻阅当时报刊,发现有1933年第42期《艺林月刊》刊登《张大千于非闇合作秋花蜻蜓》作品,1934年《北晨画刊》第1卷第7期刊登《张大千妙女拈花图》作品,1934年9月15日《北晨画刊》刊登于非闇以“闲人”为笔名的文章《南张北溥》,1935年8月1日《北洋画报》署名为“巢章甫”文章《记张大千兄弟扇展》,1935年8月17日《北晨画刊》刊登署名为“闲人”的文章《书张氏昆仲扇展》。

1935年第3卷《北晨画刊》刊登《张大千、溥心畲、于非闇、汪慎生合作花鸟》作品。

在这些报刊中,类似“凡此都足以表见他蕴蓄着最高的艺术”“南张北溥,在挽近的画坛上,似乎比南陈北崔、南汤北戴还要高一点”等语句比比皆是,时不时挑动着北平画坛敏感者的神经。

四川博物院现藏《三羊图》是1934 年、1935年张大千、张善孖合作的作品,上有溥心畲题跋。此作品画沙岸上茅草丛中一白羊憩息,另一沙滩上一羊羔跪乳。白羊为张善孖1934年画,沙岸为张大千1935年补画。左上有溥心畲题五言绝句一首,题于1934年。溥心畲题跋内容有曰:“甲戌夏日是张侯画,凌远似元人,有天山黑水气象,辄题小诗荐其左。”溥心畲对张善孖绘画的褒奖溢于言表。此幅作品表现了“南张北溥”称号伊始张善孖昆仲绘画的典型风貌。

“奴视一切”这个词语的出现是在1935年8月17日的《北晨画刊》,原文如下:

张氏扇面皆特制,纸细而纫,矾润而清,已迥异世售。最足惊异者,则仿明朝赤金扇也。纸为张氏大风堂旧宣纸,扇面上边所包为绘绢,铺金每面值至四元,古色古香,仿佛停云馆长物也。此便面益以张氏昆仲画,真可奴视一切。

从原文中所见,“奴视一切”用词的确过于夸张。但从表情达意上来看,“奴视一切”也不过是对张大千扇面展览中所用纸用料讲究,因难得、昂贵而发出的赞叹。此报道一出,各方人士反应强烈,此语本出自于非闇,后面越演越烈,演变成张大千“奴视一切”,引起北平画坛的轩然。这就是张大千“奴视一切”的由来。王森然在文章中所写“未料,张大千制印‘奴视一切’以目空京华”,笔者查找目之所及的文物、书籍、资料,到现在未发现张大千此枚印章。总结张大千“ 奴视一切”事件,是于非闇故意夸大的语言,目的为了提高张大千展览的关注度,这是报纸媒体惯用的宣传手段。但是却引发了北京画坛对张大千早就存有非议的大众一次集中释放。

看到这里,“奴视一切”跟齐白石一点关系都没有。“奴视一切”既不是针对齐白石,也没有与他发生直接关系,更谈不上恩怨,况且,齐白石自己与北平画坛一直是有相当距离的。当时的情形,看不惯张大千的大有人在,齐张之间既无遗怨宿隙,更无任何冲突,况且一老一小,白石长大千三十多岁。如果齐白石仅仅是出于“看不惯”,就刻这一方印章针对,实在有悖常理。分析种种,更觉这个命题无法成立。

此方印章白石几乎没有使用过,但经门人王森然在1935年为齐白石所撰写的传记中公布。既然公布,那也就是说,当年世人皆知这方印章的存在,包括张大千。齐张周围都不缺乏“好事者”,但为什么未见张大千的丝毫回应?

在这次事件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于非闇,与齐白石有着不寻常的关系。于非闇是齐白石的学生,于20世纪30年代左右拜齐白石为师,“跟他学过刻图章和山水画”[5]。白石老人1931年曾有《见贤思齐》印,其边款曰:“旧京刻印者无多人,有一二少年皆受业于余,学成自夸师古,背其恩本,君子耻之;人格低矣。中年人于非厂刊石真工,也余门客。……辛未正月,齐璜白石。”于非闇为张大千在北京画坛的推手,于非闇与张大千的密友关系,想必作为老师的齐白石,熟知学生的职业习性,虽不至于知道门人的一举一动,但像“奴视一切”这种时人都在谈论的“大事件”,应属于知晓内情的人。

翻阅当年的史料,并没有发现张大千方面的反应。在以后的时间跨度中,也从未见过张大千在任何场合对此事有只言片语的微词,反而是对齐白石的各种欣赏。看来这件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齐张之间的波澜和嫌隙,是因为张大千心胸宽广吗?然而并不是。陈传席也认为:“齐白石所说‘吾奴视一人’,指的是张大千。不过张大千也并没有记仇,他对齐白石的评价比较中肯。”[6]就在同年发生的张大千与徐燕孙诉讼风波中,双方各不相让,费尽周折。让世人见识到了张大千在回应挑衅时是丝毫不含糊的。多方资料证明,齐张二人在此事件发生的时间段内“时相往来”,在事情发生后的岁月里,甚至直到张大千“去国”之后,两人都在保持联系。这只有一种可能性—对于此事,两人清楚个中原委,连误会都不存在。梳理张大千与齐白石的交集,更加印证了这一点。

1935年,齐白石时年73岁,张大千36岁,从年龄上讲,齐白石是一位长者。除却年龄上的差距,白石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张大千恩师曾熙的好友。这个在《白石老人自述》里面有翔实的记载。1903年齐白石第一次进京:“记得我初认识曾农髯,误会他是个势利人,嘱咐午诒家的门房,待他来时,说我有病,不能会客。他来过几次,都没见着。一次他又来了,不待通报,直闯进来,连声说:‘我已经进来了,你还能不见我吗?’我无法再躲,只得延见。农髯是个风雅的饱学之士,后来跟我交的很好,当初我错看了他,实在抱歉之极。”[7]

这段详细记载了齐白石与曾熙相识的场景。齐白石先入为主地误会了曾熙,后来发现两人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曾熙对石涛特别推崇,曾带领张大千一行在当时的上海掀起了一轮石涛热。翻阅齐白石日记,在石涛还未大热之时,老人在认识曾熙的这一年曾记述了对石涛绘画的各种激赏[8],这是一种不约而同的志趣相投还是互相影响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有共同的话题并且谈得来。这层关系赋予齐张二人更深的渊源。

众所周知,张大千的社交能力和较高情商是他个人魅力的一部分。他交游遍天下,交友范围上至高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纵观他的一生,几乎没与人发生过争执,很少得罪他人。除去1928年他在一种非正常状况下冒犯了陈半丁[9],1935年与徐燕孙的风波因开玩笑惹出是非,几乎再没有过与人为敌的时刻。从张大千的性格特征来讲,与人为善是他的人生信条,在各种场合,他的惯例是从不吝啬对人的赞誉的,甚至不惜降低自己来抬高他人,比如他对齐白石的评价。他曾对弟子说:“我不如齐白石老先生,齐老先生的花卉草虫,种类画得比我多……”[10]他曾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齐白石的欣赏之情。他曾说“吴昌硕与齐白石两家的画,若一定要比较问谁的更好,则我回答是齐的更好”[11]。他对好友陈巨来也表达过对齐白石艺术的认同:“他对八大、石涛、白石、悲鸿都十分推崇,常常为了收集名画不惜重金。他常感慨地对我说,一个人只要有了自己的面目,就令人佩服了。”[12]从张大千性格方面讲,他不可能毫无缘由得罪齐白石。从大千对白石的赞赏认同程度来看,更不存在可能性。

查询史料,笔者发现张大千与齐白石的交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直到50年代张大千去到异国他乡还有往来。这些往来虽没在齐白石日记或自述中找到明显记载,但从当时的报刊、两人的门人、共同朋友回忆及张大千本人口述找到很多记述,多方资料印证,还原出两人不同时期的交往。

1948年12月9日《大公报》香港版刊登署名为“怀远”的《齐白石与张大千》一文。文中详细记述了齐张两人的一次交往:

这事情是发生在抗战前夕,日人筹举行汛太平洋文物博览会于东京,由冀察政委会故委员长宋明轩将军向国内名画家征求书画。宋又托张大千代为征集,白石翁的作品当然也是在被征之列……刚刚坐定,大千便问白石翁“画已作好否”。白石翁顿时以湘音答曰:“画是已经完成了三张,挂在壁上,左看右看总是觉得不顺意,我看还是不要拿到外国去献丑吧。”大千知道白石翁此语,其中必有原因,乃反复究诘,白石翁才愤愤然说:“老兄你看我已是七十来岁的老头子了,难道我的画还要叫那些毛头小子来审查吗?”大千始多方解释,表示决不经毛头小子之手审查,白石翁才稍敛其愤容…… 大千请白石翁自行定价,白石云:“每张百金可也。”大千不同意曰:“如此珍品,安可廉价, 每幅千元亦不贵。” 遂以千元定价。白石翁大喜过望,乃邀大千往酒家,大千见白石翁邀意甚坚,不好拒却,便呼车到长安街庆林春午餐……

张大千知其节约,只点便宜的川菜,两人相谈甚欢,被“艺坛传为盛事,认为是破天荒惊人之举”。

抗战前夕,也就是1936年年底、1937年年初。此文章发表于1948年12月9日,但按照文中所说“去年秋,白石翁到南京举行个展”,齐白石到南京举行展览是在1946年,也就是说此篇文章实际撰写时间为1947年。笔者发现1947年的另外一份报纸刊登了几乎相同的内容。1947年第16期《纪事报画刊》上有署名为“林木”的文章《齐白石请张大千吃饭— 据说这是惊人的纪录》,除开头和结尾有差异,只是叙述方式不一样,内容表达无异。正如《纪事报画刊》文中所说,当时大小报刊都“纷载其事”。可见,齐张两人这次交往,尤其是从不宴客的齐白石请客,大众是多么地震惊。从文中言语所见,齐张二人早已熟识,如果此事属实,则齐破例宴请张大千之“抗战前夕”与齐白石制“吾奴视一人”印章的1935年就相差不远,以罕见的宴请之举来对待“奴视一人”之人,于情于理于齐白石之个性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真相的发掘需要去伪存真,非当事人亲笔所写亲口所述,来自第三方的资料很难说明事实。只有不同的资料相互印证,事实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事实。如果说只是报纸记载不足为信的话,那于非的文章又为此提供了佐证。

于非闇曾撰写文章《怀张大千》[13]文中有一句提道:“特别是大千每次来京,必独自出资请吃川菜的齐白石老师,他已是九十六岁的老人,国际和平奖金的获得者,他被广大的人民尊崇着。”

“每次来京”“必独自出资”这两句话所表达的信息量很大。齐白石不仅与张大千有交情,还是常来常往的交情,并且,张大千还是齐白石特别“优待”的朋友。张大千的门人罗新之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20世纪30年代“哥哥罗祥止当时跟随齐白石老人学治印,而张大千和齐又时相往来”[14]。

郎绍君所作的齐白石《年表》中有“是年(1936年),张大千访问白石” [15],《齐白石双谱》中记载“同月(1936年7月)张大千来访齐白石,并邀请齐氏到中山公园水榭参观张氏个人展览。二人晤谈甚欢,相识恨晚。齐张订交” [16]。此处1936年7月时间有误,此时白石身在成都。张大千1936年曾在北平办过两次画展,分别是1936年5月“张大千、于非闇、方介堪书画篆刻联展”,12月“救济赤贫—张大千、于非闇合作书画义展”。所以张大千邀请齐白石参展只能是在5月或12月。[17]经过我们前文分析可以推测,以上两本著作中提到的“拜访”和参加画展,是完全有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往来都是发生在刻印“吾奴视一人”的时间前后范围内,二人之间有没有成见、存不存在矛盾,不言而喻。

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现藏有两件二人合作的作品。两幅作品均是白石画虾,大千补荷,一工一写,一浓一淡,完美结合。白石老人画虾可说是画坛一绝,用淡墨掷笔绘成躯体,浸润之色更显虾体的晶莹剔透,以浓墨竖点为睛,横写为脑,笔笔传神。细笔写须、爪,刚柔并济。大千画荷为世人所重,大写意挥就,笔墨淋漓,随意潇洒,用笔放松又急促,一气呵成,一看便知应是在短时间内随意写就。从两幅的题跋和印章来看,白石有落款“白石八十八”“白石”,白文印“木人”、朱文印“吾年八十八”,张大千只有落款“大千补荷”四字,并没有印章,再加上从张大千作画的放松程度来看,应是欢聚过后,随心而作。白石老人88岁,时为1948 年。徐悲鸿为齐张二人共同好友,齐白石将徐悲鸿引为知己和恩人,徐悲鸿评价张大千为“五百年来一大千”。徐悲鸿与两人的交往分别传为艺坛佳话,齐张二人都曾被徐悲鸿分别聘为北平艺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三人交集也就不足为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艺术市场十分萧条,以卖画为生的齐白石生活遭遇了重大变化,白石老人靠卖画生活已经无以为继。再加上他差点被军管会接管的国立北平艺专辞退,最后虽保留了职位,但工资待遇却得不到解决,这个无疑使齐白石的生活雪上加霜。齐白石是个有着生活智慧的人,他只有通过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情是他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开启了齐白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生新篇章,从此礼遇不断,这是后线]这其中,还包括给海外的张大千写信求助。此事经张大千亲口说出:

我居住在大吉岭时期,自己虽说困难,但总还说得过去。最令我伤神的一件事,是我曾接到齐白石老先生自北平寄了一封信经香港转给我……他说他目前的生活很苦,他想寄两张画给我,问我可否在海外代他设法卖出,他希望只要一百美金就够了!

大千先生说到这里,摇晃着手势,又顿脚再加叹气:“唉,这话可令我酸心啰,齐先生的画岂止值一百美金?……当时我赶紧请香港的朋友,立刻代我汇了一百美金给他,我也回了信,自然不要齐先生寄画来。……” [19]

能开口求助的友人必定不是一般的朋友。他要求助的人是张大千,说明两人的交情很不一般。齐白石出身木匠,混迹于文艺圈,有过多自卑所造成的过分自尊心理,他决不至于向不熟悉的朋友寻求帮助。他既然是向张大千开口,说明这一对忘年交的确是真正的朋友。

与张大千的交往,体现了齐白石的人生智慧。张大千性情高调,风流潇洒,爱好交友,挥金如土;齐白石深居简出,低调内敛,不善交际,生活节俭。二人个性完全不同。张大千对齐白石比较尊敬且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齐艺术的欣赏。而翻阅齐白石日记及相关文字,很难找到他对张大千的记载。按照齐白石的惯例,他认为不好的要记一笔,很好的朋友他也要记一笔,比如曾熙。张大千未出现在记载中,但他却仍能将他高看一眼。从齐白石请张大千吃饭这件事情来看,因大千将白石老人的画作“遂以千元定价”,所以“白石翁大喜过望,乃邀大千往酒家”。白石给大千写信求助也是同样的,在齐白石的内心,张大千一定是能帮忙的朋友。与张大千的交往从侧面反映了白石老人交友标准中的一条,这条很朴素也很具体,张大千能帮他卖画,获得经济收入,这是老人比较在意的。与王缵绪的交往如是,与徐悲鸿的交往伊始也如是。

白石老人性格可爱,既朴素天真,又很容易记仇。曾刻印“吾狐也”(北京画院藏),曾有题画诗“人骂我我也骂人”。与王缵绪的不快在他日记中再三提到,甚至记恨到将此人名字抹去的地步(详情见拙文)。[20]再有,他甚至一天的日记只记录一句话“此人不成体面”。在《白石老人自述》中,他详细记述了“有一个自命科榜的名士”(经朱京生先生分析应为姚茫父)[21]“不仅看不起我的出身,背地里骂我粗野,诗也不通,简直是一无可取, 一钱不值”[22]。如此“记仇”之人,在近现代画坛实属罕见。遇到不平之事、愤恨之情总要记一笔,所以他刻“吾奴视一人”实属自然。分析种种,他没理由刻印“吾奴视一人”隔空示恨跟他没有丝毫恩怨且一直交往甚欢的张大千,这种无端挑衅式的行为,与他性格不符。他只是借由热点事件“奴视一切”中的“奴视”,来表达他的心境罢了。今天人们所以把“吾奴视一人”的对象定在张大千,仅仅因为传说中张大千有“奴视一切”之语,故不问青红皂白,硬把这对忘年交定成第一仇人,实为美术史上一大冤案。

老人在刻这方章时肯定有最最讨厌的一个人。对于这个讨厌的人,他当年都没说破,说明他不想为人所知。他自己都没有说破的人,作为非当事人,我们更难以下结论。当年他讨厌的人有那么一些,比如“自命科榜的名士”姚茫父,比如《见贤思齐》印边款提到的“一二少年”,比如事隔一年后日记所载“此人不成体面”。对于此方印章当年创作环境与动机,很难探究。所憎恶之人具体是谁,实难定论,但这个人无论是谁,笔者认为,绝对不会是张大千。

写到最后,笔者并不认为文章里的一切都无懈可击,我们唯以真诚和坦率来面对历史、面对事实,唯望它能展现中国艺术发展史中不为人知的一个侧面,成为21世纪齐白石研究的一个鲜活组成部分。

(本文写作开始于2017年6月10日,至7月23日结束。能在短时间内成文,诚与大家的关怀和支持密不可分:感谢我的导师林木老师费心给予建议并帮忙纠正错误,学生不才,实感惭愧;感谢四川文物管理局刘振宇老师不厌其烦,给予了大量指导性意见;感谢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沈宁老师、中央美术学院张涛博士,北京画院吕晓及奇洁老师提供的很多重要资料,这些线索对本文成文起了关键作用;感谢单位书画组同事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鸣谢!

艺术史错综复杂,囿于笔者所见不广,短时间内资料收集不周,成文仓促,文中论述有不妥之处,望各位专家学者海涵包容,并请批评指正。)

1 郎绍君,郭天民.齐白石全集:第8卷[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61.

3 王工.触摸记忆:民国时期中国美术考略[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36.

4 王工.追寻记忆:民国以来中国美术问题思考[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29.

6 陈传席.张大千的泼彩画是怎样炼成的[J].北京青年报,2014,(2):25.

7 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M].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10:93.

8 《癸卯日记》第17页记载“归过永宝斋,得观大涤子中幅(大涤子画机曳尽,有天然趣,后之来者,吾未知也)”。详见《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日记(上)》,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第57页。

9 1928年,陈半丁邀众人到家中欣赏石涛册页精品,张大千比约定时间提前到达。作为北平画坛领袖级的人物,陈半丁对一个毛头小子,没有给予礼遇。20世纪20年代张大千初到北京,并不为人所知,受了冷落在先,心里已十分不快。没想到看到的竟然是自己造假的作品,自然是很急于证明 自己,当场戳穿,让陈半丁颜面扫地,图了一时痛快。(过程在谢家孝专访张大千《张大千的世界》有详细记述)此事在画坛广为流传,为人所诟病。

10 李永翘.张大千画语录[M].海口: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1992:291.

14 据张大千的门人罗新之回忆他的拜师经过:“…… 这段时间,我特别景慕张大千先生的人物画,萌发了向他拜师学画的念头。我给正在北平的哥哥去信,希望他能帮我引荐介绍。哥哥罗祥止当时跟随齐白石老人学治印,而张大千和齐又时相往来。哥哥回信说,前不久大千先生来到北平时,他即向他提起我要拜师的事,蒙先生慨然允诺。哥哥信上还说,不久大千先生南下,叫我速去江南拜师。我看完信,心中大喜,急忙整装动身……”罗新之于1938年拜张大千为师。详见罗新之:《追忆先师张大千先生》,载《回忆张大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第186页。

15 郎绍君.齐白石研究[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346.

18 吕晓.最后的辉煌—齐白石的新中国时代[M]//王明明.大匠之门:第15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7:27.

19 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3:185.

20 张玉丹,刘振宇.四川博物院藏齐白石作品初探—兼论1936年的齐白石与王缵绪[M]//北京画 院.齐白石研究:第1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

22 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M].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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